半月谈记者深入江西多个产粮区采访种粮大户，他们对粮食丰收感到高兴，但对种粮保险赔付问题有点闹心。部分种粮大户说，现在政府出大部分资金，鼓励他们购买种粮保险，大家投保积极性都较高，只是到了赔付环节，往往遭遇各种扯皮，让种粮大户很受伤。
保费大头政府出，能赔一点是一点？
为种粮买保险是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推行的重要惠农政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是提高农业风险保障能力的有效手段。农户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一旦遇到粮食减产和市场震荡等问题，容易减收甚至返贫。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当前在南方产粮区，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等种粮保险已全面推广，对稳定粮食生产、分散种粮风险、增加粮农收入、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全成本保险是一类覆盖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保险责任范围设置广泛，包括直接物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能有效为粮农提供兜底保障。
半月谈记者从江西省财政厅了解到，从2022年开始，江西所有产粮大县均已开始实施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最高保额从每亩850元提高至1100元。2023年1-4月，江西产粮区基本实现保险服务全覆盖。各地一般按照财政承担80%、粮农承担20%的比例投保，有些产粮区采取散户费用政府兜底、大户费用自缴的方式，以稳定种粮群体和面积。南昌县等财力较好的产粮大县，政府兜底全部保费，粮农不用出一分钱。
“村干部推广农业保险多年，村民们参与热情都很高。”多名种粮大户表示，因为自付比例低，多数人都愿意参加。保险的推广、保额的提高受到粮农普遍欢迎，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险理赔环节争执多、赔付难让粮农多有不满。
半月谈记者发现，不少种粮大户遇到赔付难时存在“怀疑”和“吃亏”心理。他们说，保费大头是政府出的，保险公司利用粮农“能赔一点是一点”的心态，想方设法少赔惜赔。
“一直扯到年底，也赔不了几个钱”
“去年因灾情，我家160亩地减产严重，按合同每亩600元标准，应该获得近10万元理赔。”九江市一位种粮大户说，理赔员到现场后说只能赔几千元，“软磨硬泡”下，最后拿到了3万元赔偿。部分种粮大户反映，一些理赔员习惯以“农户管理不到位”为由减少赔付。
粮农反映，保险合同部分条款灵活性较差，限制条件较多，无法完全适配农田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一有赔偿问题扯到年底也说不清，最后也赔不了几个钱。”吉安市一位种粮大户认为，保险公司为了少赔付，会在合同里玩文字游戏。该粮农说，他种植一片300亩稻田往年可收40万斤左右，去年因旱情严重只收了4万多斤谷子。“理赔员看后，把已到成熟期的水稻归类为生长期，以此压低赔付价格。”
新干县一位种粮大户说，去年干旱200多亩地绝收，合同上明明写着绝收最高赔付1100元，但一般只能赔二三百元。定损时双方争执多，一些年轻定损员对农业不太了解，田里谷粒饱不饱满，有效穗减没减少，他们看不出来，也就随便赔一点。
农民在整理倒伏的水稻
走访众多种粮大户后，半月谈记者随即采访多家基层保险公司，发现农保双方互相指责情况多见，彼此信任基础薄弱。多名保险业务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反映，理赔员会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定损，如果农保双方产生争执，会请当地农技员和村协保员参与协商。受灾、定损情况均拍照上传公司后台审核，赔付结果由双方签字确认，并在村里公示。“我们赔了钱，理赔员流了汗，仍然得不到理解。”
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发现，基层保险机构专业理赔人员较少，查勘设备较为缺乏。以吉安市一产粮大县为例，当地一家涉农保险公司中只有4名在编人员，如果碰上灾年，理赔员只能疲于应付。村协保员一般由村干部兼任且不取酬，在村务繁忙情况下，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保险公司不能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汽车坏了可以送到4S店定损，水稻受灾了谁来准确定损？”一位种粮大户说，种粮保险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专业机构定损，去年他投保的3600亩水稻受灾程度不一，直接损失应该达到了140多万元，但最后只赔了50多万元。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县乡一级政府大多没有建立有效的农业保险理赔协商平台和机制，发生争执主要由农保双方自行解决，粮农往往缺乏话语权。一些种粮大户说，发生纠纷后懒得向政府反映，不如和理赔员搞好关系，还能多赔一点。
高安市一位种粮大户表示，受灾损失情况全部由保险公司单方面裁定，保险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农户会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自己的利润，想办法少赔惜赔。种粮大户希望，尽快规范农业保险查勘定损技术标准，建立有效的第三方鉴定平台，出台具体指导条例，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与此同时，一些保险公司也反映，与政府部门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又受制于自身有限的查勘技术条件，难以精准定损。它们希望政府能加大承保、查勘、定损等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力度，和保险公司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推动精准承保、精准理赔。
半月谈记者：陈春园崔璐 /编辑：孙文豪
